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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最早地契,看当时社会经济状况

2019-08-21 20:03 来源:未知 热度: 0 /
从最早地契,看当时社会经济状况



成都目前保存下来的最早地契,是康熙三十年(1691)二月十八日(农历)哈荣盛将地卖给清真东寺的地契,距今已有328年历史。

契,是刻划记载的意思。双方进行商品交易后,担心没有长久的证据而订立合约的书面证据,称为契约。地契,是指买卖土地的双方所立下来的契约,是土地私有化的产物,土地权利关系的法律文书,土地所有权、使用权的书面证据。

这份地契虽然简单,但却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当时成都的社会经济状况。

这份地契内容较为简单:“立写杜卖空地坝文约人哈荣盛,今因乏银使用,合家相商,愿将祖遗成邑东御街中段空地一块,凭证出卖与清真东寺管业。实取卖价银五十两正,卖主一手收清,并无分厘下欠。自卖之后,任凭买主挖高补低,修造房屋,卖主不得异言。其界东与马姓为界,南与河心为界,西与郭姓为界,北与街心为界。四界分明,毫无错乱。其地自卖之后,哈姓家族人等不得异言。若有他故,惟卖主是问。其地一卖千秋,永无赎取。恐口无凭,特立卖约一纸,交清真东寺收执,永远为据。”

在地契后面签字画押的有保正林泽安,街约马荣阶,甲长刘存厚,邻居马洪胜、郭维升、马介蕃、马如龙,中证陈遂志、王佐卿,代笔人海荣安。

这份地契,有买卖双方、产业四界、交易金额、交易时间和见证人等,行文简单,对产业的描述简略,没有提及这块地有多大面积。这与后来的地契趋于明细、对所买卖房地产的结构、材质、铺院形态、四界位置、庭园果木等详细注明,有着明显区别。

明末清初时,四川遭受了一场大浩劫,长期处于大规模战争中:先是张献忠起事入川,后来又入川灭了明朝蜀藩一系,建立大西政权;张献忠死后,残部孙可望、刘文秀与南明军战火不断,后又在川北与清军激战;清军最后得势,清剿农民军,搜捕南明军残余;吴三桂叛清,攻入四川,清军平叛……

这些战争前前后后持续数十年,导致四川包括成都人口锐减。直到康熙二十年(1681)底,四川境内的战争才算基本结束。

据康熙二十四年(1685)的人口统计,经过大规模战事的四川,川西人口只有9万多人。《四川通志》说:“蜀自汉唐以来,生齿颇繁,烟火相望。及明末兵燹之后,丁口稀若晨星。”成都城区甚至有老虎出没。

这份地契,是在四川境内战争停息10年后、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前3年签定的。结合这样的背景,我们再来分析这份地契,能发现不少关于成都社会经济的信息。

哈姓,在汉、蒙古、回、满、土家等民族中都有,但结合这份地契来看,哈荣盛应该是回族人,为什么这么说呢?

在哈荣盛的邻居和街约中,有3个马姓人,回族中,马姓是大姓之一。聚族同居,在古代是常见的现象。另外,买哈荣盛土地的是清真东寺,即如今位于天府广场西侧的皇城清真寺,是伊斯兰教的寺院。当时清真寺周围居住的,当然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人。

哈荣盛在地契中明确说这块空地是“祖遗”下来的,那么,哈荣盛是清军占领成都后的军队士卒后裔,还是成都幸存下来的原住居民后裔呢?

我们先来看第一种情况有无可能性。

顺治四年(1647)正月,清军从汉中进入川北,在打死张献忠后逐渐占领四川。在入川的八旗军中,大多为满族、蒙古族人,当然不排除也有回族人。

进入成都的八旗军,是否就开始圈占土地了呢?这种可能性很小,当时的军队还要打仗,不可能允许士卒就地定居。而且八旗军正式驻防成都是康熙六十年(1721)的事了,这样的体制不会有“祖遗”的可能性。

再来看后一种情况是否属实。

元朝至元元年(1264),著名政治家赛典赤·赡思丁出任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书省平章政事;大德八年(1304),赡思丁的三儿子忽辛出任四川行省左丞。他们的部属、家眷、工匠、阿訇、随行商人,陆续在成都中心城区定居下来。

在明末清初的连绵战乱中,原住民大量逃亡他乡,也是导致成都人口锐减的原因之一。这不难理解,每逢战乱,逃难是人的本能。所以,哈荣盛一家完全有可能在战乱中逃亡他乡,在时局稳定后又返回成都。从这个角度来说,哈荣盛应该是原住民逃难后返乡的后裔。

而且,哈荣盛背后还有一大家族人,这从地契中“其地自卖之后,哈姓家族人等不得异言。若有他故,惟卖主是问”可以看出,哈荣盛卖地是经过哈姓家族同意了的。

古代土地交易属于比较重要的交易行为,哈荣盛如要卖地,必须得证明土地是属于他家的,要说清楚土地的来源,“祖遗”即是证据,但也得提供先祖拥有这块土地的凭证,也就是地契。

哈荣盛先祖逃难时是把地契随身携带的,返回来后,才能向官府证明这块地是他家拥有的。所以,哈荣盛能在地契中理直气壮地说此地为“祖遗”,清真东寺买起来也才放心,这桩交易才有可能达成。

从现在的角度来看,这块地的位置在今成都城区天府广场侧边,属于典型的黄金地段。地契中提到的地界“南与河心为界”,这里的“河”就是御河;“北与街心为界”,“街”即东御街。

那么,另一个问题是,这块地到底有多大?从清朝到民国,成都东山一带土地交易的价格大致维持在一亩40两白银左右的水平上,哈荣盛卖地所得为50两,可以推知这块空地不到两亩。但对清真东寺来说,足可以扩建部分建筑了。

总体来看,这份地契显示的是,随着战乱的结束,当时成都的社会、经济已经在逐渐恢复,城区内的居民也开始了正常生活,并出现了土地交易这样的经济行为,清真寺也搞起了扩建工程。

康熙三十三年(1694),康熙皇帝正式颁布“招民填川”诏书,持续上百年、轰轰烈烈的湖广填四川大型移民运动拉开序幕,四川乃至成都进入了快速恢复经济的时期。成都目前保存下来的最早地契,是康熙三十年(1691)二月十八日(农历)哈荣盛将地卖给清真东寺的地契,距今已有328年历史。

 

 

契,是刻划记载的意思。双方进行商品交易后,担心没有长久的证据而订立合约的书面证据,称为契约。地契,是指买卖土地的双方所立下来的契约,是土地私有化的产物,土地权利关系的法律文书,土地所有权、使用权的书面证据。

这份地契虽然简单,但却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当时成都的社会经济状况。

这份地契内容较为简单:“立写杜卖空地坝文约人哈荣盛,今因乏银使用,合家相商,愿将祖遗成邑东御街中段空地一块,凭证出卖与清真东寺管业。实取卖价银五十两正,卖主一手收清,并无分厘下欠。自卖之后,任凭买主挖高补低,修造房屋,卖主不得异言。其界东与马姓为界,南与河心为界,西与郭姓为界,北与街心为界。四界分明,毫无错乱。其地自卖之后,哈姓家族人等不得异言。若有他故,惟卖主是问。其地一卖千秋,永无赎取。恐口无凭,特立卖约一纸,交清真东寺收执,永远为据。”

在地契后面签字画押的有保正林泽安,街约马荣阶,甲长刘存厚,邻居马洪胜、郭维升、马介蕃、马如龙,中证陈遂志、王佐卿,代笔人海荣安。

这份地契,有买卖双方、产业四界、交易金额、交易时间和见证人等,行文简单,对产业的描述简略,没有提及这块地有多大面积。这与后来的地契趋于明细、对所买卖房地产的结构、材质、铺院形态、四界位置、庭园果木等详细注明,有着明显区别。

明末清初时,四川遭受了一场大浩劫,长期处于大规模战争中:先是张献忠起事入川,后来又入川灭了明朝蜀藩一系,建立大西政权;张献忠死后,残部孙可望、刘文秀与南明军战火不断,后又在川北与清军激战;清军最后得势,清剿农民军,搜捕南明军残余;吴三桂叛清,攻入四川,清军平叛……

这些战争前前后后持续数十年,导致四川包括成都人口锐减。直到康熙二十年(1681)底,四川境内的战争才算基本结束。

据康熙二十四年(1685)的人口统计,经过大规模战事的四川,川西人口只有9万多人。《四川通志》说:“蜀自汉唐以来,生齿颇繁,烟火相望。及明末兵燹之后,丁口稀若晨星。”成都城区甚至有老虎出没。

这份地契,是在四川境内战争停息10年后、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前3年签定的。结合这样的背景,我们再来分析这份地契,能发现不少关于成都社会经济的信息。

哈姓,在汉、蒙古、回、满、土家等民族中都有,但结合这份地契来看,哈荣盛应该是回族人,为什么这么说呢?

在哈荣盛的邻居和街约中,有3个马姓人,回族中,马姓是大姓之一。聚族同居,在古代是常见的现象。另外,买哈荣盛土地的是清真东寺,即如今位于天府广场西侧的皇城清真寺,是伊斯兰教的寺院。当时清真寺周围居住的,当然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人。

哈荣盛在地契中明确说这块空地是“祖遗”下来的,那么,哈荣盛是清军占领成都后的军队士卒后裔,还是成都幸存下来的原住居民后裔呢?

我们先来看第一种情况有无可能性。

顺治四年(1647)正月,清军从汉中进入川北,在打死张献忠后逐渐占领四川。在入川的八旗军中,大多为满族、蒙古族人,当然不排除也有回族人。

进入成都的八旗军,是否就开始圈占土地了呢?这种可能性很小,当时的军队还要打仗,不可能允许士卒就地定居。而且八旗军正式驻防成都是康熙六十年(1721)的事了,这样的体制不会有“祖遗”的可能性。

再来看后一种情况是否属实。

元朝至元元年(1264),著名政治家赛典赤·赡思丁出任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书省平章政事;大德八年(1304),赡思丁的三儿子忽辛出任四川行省左丞。他们的部属、家眷、工匠、阿訇、随行商人,陆续在成都中心城区定居下来。

在明末清初的连绵战乱中,原住民大量逃亡他乡,也是导致成都人口锐减的原因之一。这不难理解,每逢战乱,逃难是人的本能。所以,哈荣盛一家完全有可能在战乱中逃亡他乡,在时局稳定后又返回成都。从这个角度来说,哈荣盛应该是原住民逃难后返乡的后裔。

而且,哈荣盛背后还有一大家族人,这从地契中“其地自卖之后,哈姓家族人等不得异言。若有他故,惟卖主是问”可以看出,哈荣盛卖地是经过哈姓家族同意了的。

古代土地交易属于比较重要的交易行为,哈荣盛如要卖地,必须得证明土地是属于他家的,要说清楚土地的来源,“祖遗”即是证据,但也得提供先祖拥有这块土地的凭证,也就是地契。

哈荣盛先祖逃难时是把地契随身携带的,返回来后,才能向官府证明这块地是他家拥有的。所以,哈荣盛能在地契中理直气壮地说此地为“祖遗”,清真东寺买起来也才放心,这桩交易才有可能达成。

从现在的角度来看,这块地的位置在今成都城区天府广场侧边,属于典型的黄金地段。地契中提到的地界“南与河心为界”,这里的“河”就是御河;“北与街心为界”,“街”即东御街。

那么,另一个问题是,这块地到底有多大?从清朝到民国,成都东山一带土地交易的价格大致维持在一亩40两白银左右的水平上,哈荣盛卖地所得为50两,可以推知这块空地不到两亩。但对清真东寺来说,足可以扩建部分建筑了。

总体来看,这份地契显示的是,随着战乱的结束,当时成都的社会、经济已经在逐渐恢复,城区内的居民也开始了正常生活,并出现了土地交易这样的经济行为,清真寺也搞起了扩建工程。

康熙三十三年(1694),康熙皇帝正式颁布“招民填川”诏书,持续上百年、轰轰烈烈的湖广填四川大型移民运动拉开序幕,四川乃至成都进入了快速恢复经济的时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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